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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平原:潮汕人为何那么爱抱团?

2021-04-06 12:12:58潮汕圈

【潮汕圈-向世界报道潮汕】

速读

 于政治不擅长不等于就没有好出路。撇开官场逻辑,身处“省尾国角”的潮汕,在多重视野中来回观察,交互作业,或许会有新境界出现。


  古往今来,“风景的发现”,即何人、何时、何地、因何缘故发现此处“风景殊佳”,绝对是一门学问。你觉得“溪山行旅”很好,我以为“海上日出”更佳,他则认定“都市繁华”最值得入画,所有这些,很大程度系于观察的时机、角度与心境。因此,不同民族、不同时代、不同阶层,因生活方式与文化趣味迥异,均有可能发现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景。


  中国人大都记得苏东坡的《题西林壁》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此诗常被当作人生哲理解读,但忽略了其游客心态——此乃元丰七年(1084年)苏轼游庐山那十几天写下的七首绝句之一。热心于谈论庐山的,还有另外两种人,一是从未来过,只凭书籍阅读,便展开无限遐想;二是本地人士,每天与之对话,闭着眼睛也能如数家珍。为何游客苏轼的诗最有名,这就说到发现风景的最佳视角,那就是能入能出,时内时外。


  如果这风景恰好是你的家乡,你的观察必定带上感情色彩。因此,当你谈论这些乡土、乡音与乡情时,必须不时跳出“此山”,兼及体认、表彰与反省,这才可能有深入的“观察与思考”。


  【远近高低各不同】


  我从小在潮安长大,念大学才走出家乡。多年后回想,自己离开潮汕时的感受,很像梁启超《新大陆游记》所描述的:


  从内地来者,至香港、上海,眼界辄一变,内地陋矣,不足道矣。至日本,眼界又一变,香港、上海陋矣,不足道矣。渡海至太平洋沿岸,眼界又一变,日本陋矣,不足道矣。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,眼界又一变,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,不足道矣。


  100年前如此,今天也不例外——从小地方走出去的读书人,很容易有这种感觉。初出家门,站在高处,回望自己的家乡,往往更多地看到其缺失与遗憾。必须是饱经沧桑,方能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家乡的利弊得失。记得唐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谈参禅:“参禅之初,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禅有悟时,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禅中彻悟,看山仍然山,看水仍然是水。”远行的游子,大都经历这么一个曲折回旋的过程。


  记得大学毕业时,同学间互相留言,我的本子上有这么一段:“潮汕平原很美,也很精致,可惜太小了。”我明白同学的志向与期待——在全国地图上寻找,我的家乡确实很小。这里的小,不只是面积与人口,还包括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。每当朋友或同事吹牛,说起自己家乡的山水、人物与故事,常常是他们说的我知道,我说的他们不晓得。不是我学问渊博,而是别人的家乡更知名,也更有影响力。只有说到潮州菜时,大家才一致首肯。


  这就涉及潮汕人常挂在嘴边的“省尾国角”——这不仅是地理位置,也是经济力量,更是文化及心态。如此自嘲,虽不无道理,但需要重新反省。1905年,梁启超在长文《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》中称:就中国史观之,僻居岭南的广东有如鸡肋;就世界史观之,地处交通要道的广东至关重要。从南路海道入手,梁启超论述广东交通的初开期、发达期、全盛期、中衰期、复苏期、过渡期,最后是“广东之现在及将来”,断言作为“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”,“广东非徒重于世界,抑且重于国中矣”。具体论述容或粗疏,但思路值得我们借鉴:那就是参照系变了,学术思路以及评价标准都会随着转移。依此类推,谈论潮汕,应着力发掘此前在大一统格局下被遮蔽的特殊价值。


  林语堂曾说过一句俏皮话: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都出在津浦线两侧。1912年通车的津浦铁路,北起天津总站,南至江苏浦口,贯穿华北与东南。那是小品文,不是统计学,只能意会,不好深究。不算割据(南越王)或国外(郑信),广东因开发较晚,历朝历代没有在大一统帝国当皇帝的,连大官也都不太多。清末民初出了个临时大总统孙中山,那也是得益于梁启超所说的“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”。今日中国政坛,广东人的影响力依然不大,潮汕更是如此。


  于政治不擅长不等于就没有好出路。撇开官场逻辑,身处“省尾国角”的潮汕,在多重视野中来回观察,交互作业,或许会有新境界出现。


  【关于粤东政经】


  陌生人见面,总喜欢问是哪里人,我回答:广东人。人家马上说,这就对了,你讲粤语的,在香港教书最合适了。跟人家解释,我是潮汕人,讲闽南话。人家一脸茫然——讲闽南话,为何是广东人?是呀,潮汕历史上曾在眼下的广东与福建之间进进出出,直到唐开元十年(751年),从隶属江南道改为由岭南道管辖,这才站稳了脚跟。谈论潮汕历史文化,一般都会提及明代《永乐大典·风俗形胜》中这段话:“潮州府隶于广,实闽越地,其语言嗜欲,与福建之下四府颇类。”之所以行政上隶属广东,语言及风俗接近福建,就因为历史上有过如此拉拉扯扯。


  行政区划的重要性,实在不容低估。长期的行政归属,有效地型塑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乃至风土人情。我们必须承认,潮汕人就是广东人,只不过讲闽南话,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而已。行政区划的重要性,先落实为政治与经济,最后必定影响到文化趣味以及日常生活。即便你感觉被冷落,心里有气,可不服还是不行。


  说到底,一千多年的行政归属,潮汕人的文化认同是广东,而不是福建。即便多有抱怨,但这个事实一时半会改不了。与其不断抱怨领导偏爱珠三角而忽略粤东,不如反省“地杰人灵”的潮汕,为何落到如此地步。最近这些年看统计数字,真的是触目惊心。好在回家乡看父老乡亲的实际生活,并不像数字显示的那么悲苦,这才略为宽心。但不管怎么说,最初四个经济特区里,汕头叨陪末座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想当年,改革开放大潮初起,潮汕欣欣向荣,可惜没有抓住机会,小聪明误了大事业。不能怨天,也不能怨地,只能怨自己不争气。


  在广东的视野内,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政治权力,潮汕都是边缘。但有一点,潮汕的文化教育不比珠三角差。你到广州各高校及科研单位看看,潮汕人的比例很高,且不乏特别优秀的。至于商业才华,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换句话说,或许正因身处边缘,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发展空间,于是形成了重文教、擅经商的传统。所谓“朝中无人”,其得失利弊需仔细分析。古人说“祸福相依”,不是没道理的。过于依赖官场人脉,得意时,固然很容易“跑部钱进”;失意呢?那可是塌方式的陷落。


  【关于岭东文化】


  谈及广东,不能不涉及“岭南”这个词。不做历史考辨,今人所说的岭南,一般指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香港、澳门五省区;至于江西、湖南那些位于五岭以南的县市不在其内。你问我潮汕文化是不是岭南文化,我的回答是:说岭南没错,说岭东更准确。


  谈“岭东”,不全然是地理概念,更关切的是历史及人文,约略等于今天的潮汕以及梅州市。所谓“潮客一家亲”,一是历史上行政区划来回变动,二是经济往来密切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虽然方言不同,但风俗相近,属于同气连枝。因此,潮汕学者谈岭东,一定要关注梅州以及客家文化。眼下的梅州市,包括2区1市5县,人口543万,加上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700多万,实在不可小觑。这里同样文教昌盛,我参观过黄遵宪、丘逢甲、叶剑英、林风眠等名人故居,允文允武,有学有艺,真的人才辈出。


  饶宗颐先生曾提及:“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,梅州、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,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,不容加以分割的。”考虑到历史上分分合合,现实中各有利益,最好互相尊重。既然“客家学”已经独立,“潮学”可与之结盟,不必谋求取而代之。在“岭东文化”的视野中,二者可以互相支援。


  为说明这个问题,不妨追忆兴宁的两海会馆及汕头的岭东同文学堂。前者创建于清嘉庆十一年(1806年),因此地乃明清两代水路交通枢纽,聚集不少潮州商家,故集资兴建了这一联络乡谊的处所,人称“潮州会馆”。至于原籍嘉应的丘逢甲1899年在潮州开办“东文学堂”,后迁至汕头并改名为“岭东同文学堂”,其开展新式教育,在潮汕历史上更是大名鼎鼎。十多年前,我撰写《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——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》,曾论及“丘逢甲之所以能够由‘归籍海阳’而迅速融入潮汕文化,除了祖上屡次迁徙养成的热爱乡土的‘不二法门’,更有潮、嘉两州地理相邻、习俗相近、经济互补,比较容易互相渗透的缘故”;“而日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,其《开办章程》所透露的目光,依然将潮、嘉及闽南视为一体”。此文关于丘逢甲如何“由于台湾经验,希望沟通潮、嘉、惠与漳、汀、泉各州,创造真正意义上的‘岭东文化’”的论述,很得与会者的赞赏。


  【关于韩江流域】


  很多人记得宋代词人李之仪的《卜算子?我住长江头》: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。此水几时休,此恨何时已。只愿君心似我心,定不负相思意。”毫无疑义,这是情诗,可我却读出另一种味道——为何共饮一江水值得如此起兴?那是因为,在前现代社会,这就意味着密切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传播。


  有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新词,足以说明饮哪一条江的水有多么重要。一是“泛珠三角”计划,即沿珠江流域的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广西、海南、湖南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9省区,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;一是1985年成立的“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”,如今已发展到包括沿江7省2市的27个成员城市。二者都主张加强合作,共谋发展,但如此庞大规模,如何有效操作,实在看不懂;我只想说说水系的重要性——首先是经济联系,而后是人口流动、文化交流,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。


  在“泛珠三角”计划中,广东是唱主角的;可我们潮汕人不饮珠江水,也没在此宏大计划中明显获益。大多数潮汕人饮的是韩江水,而韩江流域的范围涉及广东、福建、江西3省22市县。但在粤、闽、赣三省中,这些市县恰好都属于边缘。这马上让我联想起父母年轻时参加的闽粤赣边区纵队。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于1947年5月成立,到1949年底已发展到两万多人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潮汕地区很多老干部,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。而所谓闽粤赣边区,其实就是韩江流域。当年打仗如此,今天发展经济,是否也可借鉴此思路?


  不说发源于广东紫金的梅江,如何在三河坝与发源于福建宁化的汀江、发源于福建平和的梅潭河汇合,形成了干流总长470公里的韩江,就说生活在这流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的人们,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密切联系。学者黄挺曾描述韩江作为交通干道以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,如何使得韩江流域的潮汕以及赣、梅、汀漳等,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。只是到了清末民初,由于航道淤积以及公路交通日渐发达,这一经济区域的联系松懈,并呈现缓慢的解体趋势。我关心的是,改革开放以后,为何韩江流域没有像珠江流域、长江流域那样,形成某种经济及文化共同体。在我看来,最主要的原因是,作为经济特区以及海港城市的汕头没有真正崛起,无法发挥“带头羊”作用。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,汕头若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,拉动整个韩江流域的经济与文化,则今天粤东、闽西、赣南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机会稍纵即逝,到了1991年,作为地级市的潮州、揭阳分别成立,此后潮汕三市各自为政,汕头再也没可能像上海或广州那样,具有作为中心城市的区域凝聚力与影响力了。


  报载2015年潮州与梅州曾有“潮客联手”,合建“韩江绿色文化经济带”的设想。这是大好事,可然后呢?似乎未见进一步行动。我担心的是,没有汕头加盟,只是半截子韩江,能做好吗?或许,从旅游业入手,重建韩江流域的经济及文化联系,更具可行性。沿江的古城(比如潮州)与小镇(比如三河坝)很具观赏性,何况还有山有海,可车可船,若能统一规划,历史上的潮、梅、汀、漳四州,说不定可以重新携手,各自获益。


  【关于潮汕方言】


  之所以关注方言问题,那是因为它代表一种文化;而这种透过方言传递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趣味,正因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而迅速衰退。在2015年底的“三亚财经国际论坛”上,我谈及:


  作为地域文化重要载体的方言,正日益退化。中国文化走向一体化的同时,丧失了很多本来非常可爱的东西。今天,除了粤语,几乎其它所有方言区都没有办法召开用方言表达的学术会议。长期生活在本方言区的学者,或许还可以;像我这样离开家乡多年的,日常口语没有问题,用潮州话谈论学术问题,已经词不达意了。因为很多新词我都不会,得默想一下,经一番转化才能勉强说出。粤语因为有香港、澳门的特殊存在,加上广州地区学者有意识的坚持,还能用作学术语言。其它地方包括上海在内,都做不到了。这是长期推广普通话而歧视方言的语言政策造成的,需要略加调整。


  关注方言的保护与使用,不能不提及相关的文学创作。因为,若长期得不到文学作品的滋润,方言会越来越干瘪,越来越粗俗,最后真的“不登大雅之堂”了。


  2015年上海作家金宇澄的《繁华》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,引起很大轰动,除了市井、日常、网络等,更重要的是方言的改造与使用。与其遥相对话的,不是张爱玲或王安忆,而是晚清韩邦庆的《海上花列传》。其实,此前的2014年,香港作家黄碧云的《烈佬传》获浸会大学主办的“红楼梦奖”——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。《烈佬传》讲述上世纪50年代香港一名自11岁就沉沦毒品与赌博,反复出入监狱,用半个世纪的努力才成功戒毒的“烈佬”的故事,人物对话多使用方言,完全可以理解。


  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,其对于方言的强调,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,有文化自信,有商业因素,也有政治操弄。大陆相对简单些,方言写作的主要困难在于传播与接受。上世纪60年代,广东名作家陈残云描写珠三角的《香飘四季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),探索如何在长篇小说中有效地使用方言俚语;潮汕农民作家王杏元则撰有《绿竹村风云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),技巧上稍逊一筹,但对潮汕民俗及方言的使用,同样值得关注。


  不同于说唱艺术,长篇小说流通全国,如何恰如其分地使用方言,需要某种自我节制。看过《繁花》初稿的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建议,对方言的使用一定要让北方的读者也能看得懂。


  同样道理,潮汕方言要想入文,必须考虑外地读者。是方言,但尽可能让外地人连蒙带猜也能看懂,这需要选择与改良。2014年我在揭阳演讲,同行的妻子被海报吸引住了,问什么叫“胶己人”。后来我想,若写成“家己人”,她就可大致猜出来了。还有,写“妹食”容易误解,“物食”就不会。我写《扛标旗的少女》时,曾再三斟酌“雅死”与“雅绝”,最后选择了后者,也是因为后者可以意会。


  【关于潮人社团】


  潮汕人爱抱团是出了名的。在香港教书这七八年,我深刻体会到潮汕人的力量。据说香港人1/6原籍潮汕,很多是第二代、第三代,已经不会讲潮汕话了,但向心力依旧。举个例子,作为学者的饶宗颐之所以影响这么大,与香港潮州商会的鼎力支持不无关系。我读传记资料,看早年潮州商人如何支持饶宗颐做学问,很是感慨。饶先生成名之后,为他办画展、编年刊、开研讨会、建纪念馆等,背后经常有潮州商会的影子。这是潮汕的特点,商人与学者,各走各的路,但因乡音与乡情而互相欣赏,互相支持,这在全国都是很特殊的,值得认真关注。”这里说的是民间风气,而不是政府行为。


  记得以前有“三个潮汕”的说法,即广义的潮汕人,本地一千万,海外一千万,国内各地还有一千万。当然,这里说的是原籍,包含移民及其后裔。这就说到了潮汕与东南亚的关系。因为早年出国谋生的潮汕人,80%是到东南亚。套用梁启超的说法,潮汕在中国史上不重要,在东南亚史上很重要。


  从移民文化谈潮汕与东南亚的关系,潮汕学人做了很多工作,相关成果不断涌现。作为学术课题的潮汕移民,我只有惊叹与歆羡,完全插不上嘴。唯一想提醒的是,改革开放以后,原籍潮汕的港澳及海外华人回家乡捐赠学校医院,投资办实业等,这同样值得认真研究。这是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,除了政府表彰,学界也应该铭记与阐释。2016年见到潮州市领导,我建议保护修缮李嘉诚故居,并开展文物征集。捐赠固然值得表彰,经商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。多年以后,你到潮州走走,这边是学者饶宗颐,那边是摄影家陈复礼,还有公益大师陈伟南、商界奇才李嘉诚等,这小城你还不刮目相看?


  说到潮汕与东南亚的联系,一般人关注的是在外拼搏者如何衣锦还乡,以及帮家乡修桥建厂办教育。也就是说,本地民众期待在外拼搏的游子寄赠金钱,这仿佛是对方“天然的使命”。第一、二代可以理解,第三、四代呢?人家早就融入了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,除了原籍,没有多少实际联系。这个时候,所谓一千多万的海外潮汕人,不懂乡音,没有亲戚,未曾踏足,你让他们哪来那么多乡情?


  我听不少在外拼搏的潮汕人谈起,有能力帮助家乡,是大好事,但最好捐赠,不要投资。因为捐赠有时限,投资无底洞。回家乡投资办实业,今天被表彰,明天被嘲笑,后天就从恩主变成了“人民公敌”。因为在家乡人看来,拿你的吃你的,那是应该的,谁让你是我们家乡人。


  上世纪好些年份,家乡蒙难,亲人嗷嗷待哺,从世界各地纷纷飞来的侨批,寄托了游子的无限深情。眼下情况大不一样了,中国越来越强大,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还不断出手支援其它国家,在外的潮汕人感觉很有面子,也就自然卸下了本就有点勉强的回馈家乡的责任。我相信,“侨批文化”一去不复返了。这个时候,建博物馆收藏此类资料,既见证历史,也表达感恩之心。


  记得李光耀说过,中国只要解决制度性障碍,发展肯定很快。因为,当年走南洋的大都是穷苦人,文化水平不高;富裕的、能干的、文化水平高的,大都因害怕风浪,留在了国内。据说邓小平听了很感动。我则有点怀疑,如此表扬国内“人才济济”,隐含着某种讥讽。什么时候我们反过来思考,如何帮助那些漂泊在外的原籍潮汕的亲人——能力大小是一回事,有没有这个想法,考验我们的是“侨务策略”。不仅仅是劝说捐赠,而是真心关注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,出名的以及落魄的,成功的以及困顿的,有能力捐赠的以及需要帮助的。


  【关于大潮汕】


  说过了粤东政经、岭东文化、韩江流域、闽南方言以及与东南亚的联系,左看右看、东看西看、上看下看,最后还是落到了大潮汕。


  潮汕地区本来就不大,三市分立后,说话非常困难。目前潮汕文化研究的困境——每件事都必须兼顾三市,其实很不合理。经济上的过度竞争,包括港口设置问题(潮州港跟厦门有直接关系,揭阳惠来港跟中石油挂钩,汕头广澳港乃深水码头,据说地理位置优越),一时半会解决不了,谈文化问题,也都如此步步荆棘,那就很难有大发展了。


  作为研究课题,太大把握不住,太小分量不足。放眼全国,要说大小适中且底蕴丰厚,我首推“徽学”与“潮学”。相对而言,“徽学”吸引更多海内外学者,“潮学”则基本上是潮汕学人在做。这与潮汕三市分立,大家都“宁当鸡头不当凤尾”,每件事都要说出个你先我后,让外人无所适从有很大关系。我曾应邀参加安徽省文化战略规划,被问及为何安徽好茶那么多,在全国知名度却不高。我的回答很干脆:因为你们十大名茶,宣传时哪个都不愿意拉下。我喝过黄山毛峰、六安瓜片、太平猴魁、霍山黄芽、桐城小花等,确实都不错,可你要我记得这十大名茶各自的特点,而且口味要有“忠诚度”,那是做不到的。潮汕的单丛茶现在走出去了,在国内外都有知名度,那是因为我们共同维护这个品牌。先把牌子打响,做好了,下面再分产地与口味等,利益共享。


  盘子本来就不大,若分得太清,说得太细,外界辨识率必定很低。互联网时代,无效信息铺天盖地,这时就必须删繁就简,面目清晰人家才记得住。放在整个国家乃至国际视野中,潮汕三市合力,尚且不一定能站稳脚跟;若各走各的路,必定越发显得微弱。我相信未来二三十年,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以及生活方式改变,悠闲、清淡、精致、优雅的潮菜及潮人,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


  年初《潮州日报》发表关于我的长篇专访,记者问我出任潮州市文化顾问时说的《潮汕读本》进展如何,我的回答很窝囊:“这只是发愿,还没弄好。我想请韩师的林伦伦、黄挺等朋友一起来做,他们比我更有经验。”并非推卸责任,是我们面临的共同困境。除了个人才华以及投入时间、精力等,还有就是如何突破小潮州的格局,从大潮汕的角度思考与表达。


  关于《潮汕读本》,我原先的设想是大潮汕的视野,以历史、语言、风俗、民情、文学、艺术为主体,兼及教育课本与文化读物,分小学、中学及成人三种,既要接地气,又得有高度。谁做都行,只希望有这样的书籍,能延续潮汕文脉,承传潮汕文化。说这些,是有感于重建大潮汕,作为政府行为目前有困难,那就先从文化做起吧。


  (作者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常委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导,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,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,本刊编委。本文为作者2016年5月8日在汕头市举办的“2016潮学年会”上的主旨演说。5月17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)


来源:《同舟共进》2016年第6期 作者:陈平原

整理:潮汕圈编辑组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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